表2说明，古代中原地区商周出土的麻布，比较粗糙，经纬纱宽度较粗，织物密度较稀，一般8—12升（升是古代衡量织物疏密的单位，布幅中每80根经纱为一升）。到了春秋战国，纺织技术得到了提高，麻布升数也从8-12升提高到15升。江西贵溪崖墓、长沙楚墓、福建崇安船棺出土的苎麻布达到15-17.5升。相当于今天的苎麻细布，15升以上的称为缌布，缌布与丝绸同义。缌布的精细度犹如丝绸。 江西贵溪崖墓不仅发现了纺织成品而且出土了一批比较完善的纺织器材工雎据上海纺织科学院鉴定，是古代针织机上的主要部件，除不见机架外，其他部件基本齐全，这些都是研究当时织造技术水平的珍贵资料，这些纺织工具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纺织前做准备工作用的工具，另一类是作为纺织机部件的织造工具。 第一类工具有刮麻具、刮浆板、纺砖、绕线架、绕线板、结纱钉杆等。刮麻具主要是刮麻用的，就是麻生剥下来的生麻皮，再用刮麻具，刮麻具长28cm，宽1.6cm，木质，呈拱形，装有针丁，平面上有凹槽，槽内嵌有一块锋利骨片，这显然是利用紧硬骨片来增强刮削的交果。麻皮剥下后留有浆汁，这对于分丝有困难，需要用刮浆板把沾液刮目相看净，刮浆板扁而薄，体呈长方形。把麻丝、纤维原料加工成纺织品，首先必须牛成纱线，古越族先民很早就使用了“纺砖凌晨行纺纱，但在以往的考古发现，大量出土的还是纺轮，完整的纺砖为数不多，贵溪崖墓N10出土了一对纺砖，带有竹质圆杆，杆长18.4cm，通体光滑，尖端尚有一个凹槽，两面三刀对陶纺轮体小量轻，表面黑色磨光，轮上呈多弦纹，如此轻巧的纺砖，对牛丝线一类纤维还是很适用的。 拈好线后，用卷板、绕线框绕线，卷板为木质，呈Ｉ形，绕线板为竹质，呈Ｘ形，线绕好后，就放置在结纱钉杆上，结纱钉杆上钉有若干个等距离的小竹钉，纱就挂在竹钉上，然后再用理经梳把纱理好。在贵溪崖墓中发现的最长的一根结纱钉杆残长248cm，估计至少可梳理近百根纱线。 第二类属于织机上的工具有打纬刀、挑经刀、引纬杆、夹布棍、分绞棒、经纱导棍、卷布导棍、剔纱刀、撑杆、梭子、吊棕杆等，上海纺织科学院鉴定认为，这些工具应该是属于早期针织机的主要构件，除不见机架外，其他部件基本齐全。 夹皮棍长84.6cm，这实际代表着织物的幅宽，这类幅宽的织品在踞织板上织不出来的。思索经棍、分经棒长达70cn以上，两经轴有钻孔，可以转动用，吊棕杆作上下提拉用，撑杆则是直立起支撑作用，这些作用都需要依托机架，虽然机架在墓中未曾发现，但这些工具属于古代针织机部件是没有疑问的。这些部件分别用来卷纱、剔纱、挡纱、整布和割布，特别是当时运用小巧玲珑的梭子来回牵引纱线无疑提高了织布的细度。 关于我国原始布机具体型制，过去只能从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贮贝器盖上所描绘的几幅原始机图案与江苏洪亚象石“慈母机杼图”来复制这些仅仅是一副织机的雏形，而且模糊不清，江西贵溪龙虎山崖墓出土纺织工具，不仅给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空白，而且纺织工具数量较多、品种齐全，并且都是原用实物，为我国古代纺织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进一步阐明了春秋战争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转变变革时期，是奴隶制解体、封建生产关系生产和发展时期，它揭示了春秋战国之际，武夷山地区古越历史面貌，也说明江西先民在二千六百多年前就能加工这样精美细致的麻布。正如清代黄原裕所撰写的《种苎麻法》所言：“豫章织绩苎布工细甲天下”。 关于古越族的纺织业，《史记.越世家》曾记载：越王勾践准备伐吴雪会稽之耻，曾经“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当时越国生产的一种葛麻布享有盛誉。《淮南子.原道训》记载：“于越生葛桸、紵麻”。在《越强书》中有：“葛麻山者，勾践点，种葛麻”和“葛麻山之首无草木”等专门种葛麻记载。春秋时越王为了伐吴，“种麻以为弓弦”。种植面积很大，号称麻林山，又在葛山上种葛麻，使越女织葛麻布以媚吴王，一次就献上“弱于罗兮轻霏霏”的葛麻布十万匹。 并据史载，唐初万载人蔺思源发明用夏布编织蚊帐，用以抗拒蚊害，于是为夏布复布用途在当时开展新途径，在万载、宜春、上高、宜丰及湖南浏阳等地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江西主要手工业，为夏布主要产区。 从这些考古发现和论证，我们可以与推想到当年居住在武夷山地区的江西先民一定勤于纺织，可能家家都在种桑葛栽苎麻。 （三）江西夏布在历史上的赋税和贡品 夏布以其织造工细甲天下，成为历代朝庭赋税和贡品，据《周礼地官司徒下篇》：“凡葛征徽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郑玄注：“草贡山泽顷之属可缉绩者。”苎麻列于被徵之例，作为赋税项目之一而被微。